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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领导者加入组织时,原以为可以稳步作出贡献,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惰性。高管教练可以帮助他们决定将精力投入何处、放下什么,以及何时不必独自承担整个系统的重担。
问题背后的问题
有一种特殊的领导力挑战,很少会出现在职位说明中。
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管怀着诚意加入一家组织。也许,在多年高速领导工作后,他们有意选择了要求较低的职位。也许,他们希望理顺事务、完善系统的专业化建设,或建立更强有力的运营模式。他们期待作出贡献、指导他人,并让企业在自己离开时比加入时更好。
随后,他们发现基本职责归属并不明确。重要决策拖延数月甚至数年。职位说明与人们实际承担的工作相去甚远。领导者长时间处理紧急运营事务,却几乎没有空间进行战略思考。问题被一再提出,却似乎无人负责解决。
这位高管看到了需要改变的地方。更难的问题是:推动改变的人是否应该是自己?
此时,高管教练的价值不止于鼓励。它能帮助领导者在可能抗拒自身所需革新的系统中,选择一种可持续的角色。
屋顶上的鹅
一位高管用一个鲜明的比喻描述停滞组织的文化:就像屋顶上有鹅。人们被要求飞翔,却被困在原地。
这个意象揭示了组织绩效中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:人们可能要为结果负责,却缺乏实现目标所需的权限、资源、支持或决策机制。
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项目迟迟未完成,因为没有人被明确指定为负责人。员工因先前提出的请求石沉大海,只能绕过故障工具继续工作。一位领导者承受着复杂问题带来的压力,却既没有时间,也没有跨部门支持,无法妥善解决问题。
久而久之,人们学会了不再提出要求。他们将目标降低到系统所能容忍的程度。他们让自己忙碌起来,而不是追求成效,以此保护自己。
这不仅仅是生产力问题,也是文化与治理问题。当一些明显的小问题无人负责时,它们预示着更大的安全、伦理、风险、客户影响和战略问题可能会如何处理。一家企业表面上可能十分忙碌,实际行动能力却在减弱。
变革推动者的两难
对天生的变革推动者而言,这样的环境令人极其沮丧。他们本能地想要诊断问题、明确职责、重新设计流程、动员人们,并持续推进直至完成工作。这种本能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但当组织尚未授权变革,或高层领导不愿作出变革所需的决策时,坚持就可能变成陷阱。这位高管开始承担本应由系统负责的工作。他们弥补职责归属不清的问题,承受问题悬而未决的情绪代价,并一再升级上报他人不愿面对的问题。
最终,一个无法回避的个人问题浮现出来:我还有精力继续为此奋斗吗?
这不仅仅是关于韧性的问题,更是关于判断力的问题。领导者可能能力出众、全心投入,却仍需要判断自己投入精力的方式是否可持续、有明确目的,并与自身价值观相符。
高管教练提供一个保密空间,帮助领导者作出区分。它帮助领导者从笼统的挫败感中抽离,更清楚地看见哪些事情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,哪些需要他人支持,以及哪些必须接受为组织作出的选择。
接受教练指导,不等于让教练充当战略家
当高管面对一个停滞的系统时,教练的职责不是提供行动计划,也不是认可每一项诊断;更不是让高管牺牲自身价值观,变成更善于权谋的操盘手。
工作始于审慎的反思。领导者看到了什么?有哪些证据支持这一判断?人员、流程和决策中存在哪些模式?他们是否过快地进入了解决方案模式?哪些问题涉及眼前的专业标准或安全,哪些则关乎组织能力的长期发展?
这种反思很重要,因为能力强的领导者即使正确发现了问题,也仍可能无法有效地推动问题得到解决。
他们可能在他人尚未承认问题之前,就提出复杂的解决方案。他们可能接手本应由负有责任的高管承担的工作。又或者,他们被阻力消磨得精疲力竭,失去了建立联盟所需的好奇心、耐心和人际信誉。
教练帮助领导者拉开距离,从而作出回应,而不是本能反应。它支持领导者不仅思考“需要改变什么?”,也思考“我真正愿意并且有能力推动什么改变?”
从英雄式付出到有边界的贡献
有效的教练议程通常会将广泛的挫败感转化为有限而有意义的贡献。高管不必试图修复整个文化,而可以确定三四项既重要、又能在职责范围内实现的成果。
他们可以为被忽视的运营风险明确负责人。他们可以建立一个衔接系统、职责与决策权的流程。他们可以设立定期会议机制,让复杂的战略决策得到充分讨论,而不是被运营报告淹没。他们还可以通过确立并示范毫不含糊的专业标准,支持安全工作场所倡议。
目标不是削弱高管的抱负,而是避免让抱负取代组织问责。
边界清晰的贡献更有可能持久。它将高管的价值转化为流程、能力和领导习惯,在他们离开后仍能延续,而不是一连串个人救场,在他们转移注意力后便随之瓦解。这也让领导者有可信的方式衡量进展:不是看自己工作得有多辛苦,而是看系统是否能在没有自己的情况下更可靠地运转。
选择贡献,而非对抗
在停滞的组织中,高管教练的核心价值并非让艰难的工作变得轻松,而是帮助领导者选择如何面对困难,同时不迷失自我。
变革推动者不必永远充当战士。他们可以明确自己要坚守的专业标准,判断自己的影响力最强之处,建立一项在自己离开后仍能延续的贡献,并认识到组织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出选择。
有时,最有力的问题不是“我怎样才能迫使这个组织改变?”,而是“我能帮助实现的最有价值的改变是什么——同时不为组织拒绝承担的一切负责?”

